475 任务
腊月二十二,周云与兄弟们一起,在经济管理处内吃饭,摆上了一百桌,痛痛快快地吃喝。
就在周云吃饭的时候,小分通知他,重庆来了电报。
重庆给自己电报的,只有戴局长。
周云让小分接收了电报。
果然是戴局长发来的电报,一则是慰问,二是给周云布置了一个任务,让他想办法将两个人送去香港。
当周云看到那两个名字的时候,不禁楞住了。
护送的人是高宗武、陶希圣。不对呀!周云晕了,急忙让小分查二十一世纪的资料,果然,这两人正是那资料上的二人。但按上一世的资料所载,这两人在这个时候,应该已经到了香港。
可局长的电报说的很清楚,护送的人正在那两人。
“小分,这是什么回事?”
小分:这有什么好奇怪的,上一世的事,在你穿越后,不一定发生。就算是发生了,也不一按是原来的轨迹。那么,这两个人没有离开上海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周云点头,这倒是直的。就拿两件事来说,就说明了时间发生了变化。一是武汉日军机场的被袭,与原来的日期不对。
还有,今井武夫的事。上一世中,今井武夫与假宋子良说了半年多,到了快一年了,才发现宋子良是假的。但到了这一世,他们刚谈两次,就被周云捅了出去,得到了周云的提醒,戴局长不让老曾再来香港冒充了。你再来,那就是找死。
而东京得到了伊藤家族的消息后,便安排人调查,最后确认,此宋子良非彼宋子良。于是,东京大本营内到处都是骂今井武夫的声音。你一个高级的特工,看不出来那个家伙是西贝货吗?还与他谈的那起劲?你这是丢了大和民族的脸!
今井武夫只得低着头认错!幸亏他老师在首相的心目中有一定的份量,替他说了不少的话。最后,总算是让他去了前线部队,当了一个联队长。
从一个大本营的中国课课长调成一个联队长。这是将他从天上拉到了海底了。
周云想到这些后,便对于高陶二人还在上海的事,不再怀疑了,那就执行命令吧。
马上要过年,很多人都放下了手中的工作,专心去吃喝玩乐,就是警察局与特务处也是一样。特务处的人有三分之二的人都请了假,而经济管理处则留的人多些,毕竟那些关卡还需要人守。越是过年的时候,越有一些冒险的人。
吃完饭后,回到了家中,周云便调出了上一世中的资料看了起来。
陶希圣,原是北大教授、法学院政治系主任。
七七事变后,他应邀到庐山参加老头子召集的“牯岭茶话会“,之后加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工作,又被选为国民参议员,从此弃学从政,进入政坛。
抗战初期,陶希圣对抗战前途忧心忡忡,甚为悲观,参与了“低调俱乐部“,追随汪精卫的所谓“和平运动“,鞍前马后,出力不少。
尤其是1938年12月19日,陶希圣追随汪精卫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机场,铸成大错,在歧途上越走越远。汪精卫在河内发表“艳电“,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第三次声明,引起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愤怒声讨。
重庆当局随即将汪精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,后又派刺客潜入河内汪精卫住宅行刺,结果误杀曾仲敏。
事后,陶希圣在香港为《南华日报》撰写一篇题为《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》的社论,声称“自抗战以来,汪先生仍本于一贯之精神与努力,求国家命脉之保存,求民族生机之持续,不断以维护国力为念虑“,“故在无可再战之今日,主和无罪“,继续为汪精卫的投降行径作辩护。
后来,尽管陶希圣对日本政府的劝降政策开始有所觉察,不赞同汪精卫以组织“新政府“来与日本谋和的做法,但出于他和汪氏多年的交情(早在1927年他在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任内就与汪精卫一派人士接近,成为具有汪系色彩的学者之一,后在主持由周佛海组织的“艺文研究会“期间,更是经常和汪精卫晤谈,引为知交),在焦虑与彷徨中仍然从香港去了上海,参与汪日谈判。
此时,他已在汪逆的卖国投敌活动中陷得很深了,如果再朝前走一步,就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。
高宗武自幼赴日本留学,193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,因在《中央日报》发表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引起国民党高层蒋介石、汪精卫的注意,提拔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,主持对日交涉事务。
后来高宗武奉派驻香港,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。
高也是“低调俱乐部“的中心人员之一,赞成汪精卫的“对日和谈“主张。
1938年7月高宗武秘密抵达日本东京,本意或许是进行和平试探,实际上替汪精卫的“和平运动“跟日本人牵线搭桥。
同年11月20日,高宗武、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本军方签订《日华协议记录》,为汪精卫的卖国投敌活动充当了开路先锋。1939年5月高宗武还随同汪精卫、周佛海访日。以后,高也多次参与了汪日谈判活动。
高宗武、陶希圣虽然一时大节有亏,但毕竟不同于周佛海、陈公博之流,正如陶希圣自己所说的那样:“好比喝毒酒。我喝了一口,死了半截,发觉是毒酒,不喝了。汪喝了一口,发觉是毒酒,索性喝下去。“
在上海和日本人谈判过程中,高宗武、陶希圣逐步认识到所谓“求和“必将成为投降的事实,日本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,最终目的是宰割中国、灭亡中国。
他们见到日本方面提出的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》以及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》、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》、《秘密谅解事项》等八份文件。那日本人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,其侵略中国的要求大大超过以往日方提出的条件:日本要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;所包括的事物,下至矿业,上至气象,内至河道,外至领海;从东南至西北,一切中国的权益,包括主权、领土、港湾、河流、矿藏、银行、交通、军警、武器……日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或控制。
如果签订这样的卖国条约,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。高、陶惊出一身冷汗,力劝汪精卫不要签字,退出和谈,离开上海,或出国隐居,总之绝不继续谈判。
但汪精卫此时已完全受日方控制。汪精卫极力迁就日方,铁了心甘愿充当卖国贼,一心要成为日本扶持下的“新政府“首脑。
高、陶对汪精卫已劝不进话,完全无力作任何劝说了,倘若继续跟着汪精卫走下去只能是绝路一条。
沮丧与绝望之余,陶希圣想到了以死来寻求解脱,但又不甘愿就这样一死了之。那一时期他给香港家中的每一封家书中都含有大量的沉痛之语,如1939年10月20日的信中说:“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,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。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,自己不想做污泥,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。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,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,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:投水呢?触电呢?自戕呢?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。“
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签订卖国密约这天,高宗武和陶希圣都借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。
高、陶的反常态度,引起汪精卫、周佛海等人的疑心。
有人密告陶希圣,称李士群、丁默邨的“七十六号“特务机构正在计划刺杀他,然后再开“追悼会“。高宗武也被特务监视,随时有生命危险。
1940年1月2日,高宗武去寓所看望陶希圣,两人商定,立即秘密联系重庆方面,争取得到军统的帮忙,从上海脱身,转去香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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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周云吃饭的时候,小分通知他,重庆来了电报。
重庆给自己电报的,只有戴局长。
周云让小分接收了电报。
果然是戴局长发来的电报,一则是慰问,二是给周云布置了一个任务,让他想办法将两个人送去香港。
当周云看到那两个名字的时候,不禁楞住了。
护送的人是高宗武、陶希圣。不对呀!周云晕了,急忙让小分查二十一世纪的资料,果然,这两人正是那资料上的二人。但按上一世的资料所载,这两人在这个时候,应该已经到了香港。
可局长的电报说的很清楚,护送的人正在那两人。
“小分,这是什么回事?”
小分:这有什么好奇怪的,上一世的事,在你穿越后,不一定发生。就算是发生了,也不一按是原来的轨迹。那么,这两个人没有离开上海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周云点头,这倒是直的。就拿两件事来说,就说明了时间发生了变化。一是武汉日军机场的被袭,与原来的日期不对。
还有,今井武夫的事。上一世中,今井武夫与假宋子良说了半年多,到了快一年了,才发现宋子良是假的。但到了这一世,他们刚谈两次,就被周云捅了出去,得到了周云的提醒,戴局长不让老曾再来香港冒充了。你再来,那就是找死。
而东京得到了伊藤家族的消息后,便安排人调查,最后确认,此宋子良非彼宋子良。于是,东京大本营内到处都是骂今井武夫的声音。你一个高级的特工,看不出来那个家伙是西贝货吗?还与他谈的那起劲?你这是丢了大和民族的脸!
今井武夫只得低着头认错!幸亏他老师在首相的心目中有一定的份量,替他说了不少的话。最后,总算是让他去了前线部队,当了一个联队长。
从一个大本营的中国课课长调成一个联队长。这是将他从天上拉到了海底了。
周云想到这些后,便对于高陶二人还在上海的事,不再怀疑了,那就执行命令吧。
马上要过年,很多人都放下了手中的工作,专心去吃喝玩乐,就是警察局与特务处也是一样。特务处的人有三分之二的人都请了假,而经济管理处则留的人多些,毕竟那些关卡还需要人守。越是过年的时候,越有一些冒险的人。
吃完饭后,回到了家中,周云便调出了上一世中的资料看了起来。
陶希圣,原是北大教授、法学院政治系主任。
七七事变后,他应邀到庐山参加老头子召集的“牯岭茶话会“,之后加入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工作,又被选为国民参议员,从此弃学从政,进入政坛。
抗战初期,陶希圣对抗战前途忧心忡忡,甚为悲观,参与了“低调俱乐部“,追随汪精卫的所谓“和平运动“,鞍前马后,出力不少。
尤其是1938年12月19日,陶希圣追随汪精卫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机场,铸成大错,在歧途上越走越远。汪精卫在河内发表“艳电“,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第三次声明,引起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愤怒声讨。
重庆当局随即将汪精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,后又派刺客潜入河内汪精卫住宅行刺,结果误杀曾仲敏。
事后,陶希圣在香港为《南华日报》撰写一篇题为《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之执政者》的社论,声称“自抗战以来,汪先生仍本于一贯之精神与努力,求国家命脉之保存,求民族生机之持续,不断以维护国力为念虑“,“故在无可再战之今日,主和无罪“,继续为汪精卫的投降行径作辩护。
后来,尽管陶希圣对日本政府的劝降政策开始有所觉察,不赞同汪精卫以组织“新政府“来与日本谋和的做法,但出于他和汪氏多年的交情(早在1927年他在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任内就与汪精卫一派人士接近,成为具有汪系色彩的学者之一,后在主持由周佛海组织的“艺文研究会“期间,更是经常和汪精卫晤谈,引为知交),在焦虑与彷徨中仍然从香港去了上海,参与汪日谈判。
此时,他已在汪逆的卖国投敌活动中陷得很深了,如果再朝前走一步,就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。
高宗武自幼赴日本留学,193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,因在《中央日报》发表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引起国民党高层蒋介石、汪精卫的注意,提拔为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,主持对日交涉事务。
后来高宗武奉派驻香港,主持对日情报联络工作。
高也是“低调俱乐部“的中心人员之一,赞成汪精卫的“对日和谈“主张。
1938年7月高宗武秘密抵达日本东京,本意或许是进行和平试探,实际上替汪精卫的“和平运动“跟日本人牵线搭桥。
同年11月20日,高宗武、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本军方签订《日华协议记录》,为汪精卫的卖国投敌活动充当了开路先锋。1939年5月高宗武还随同汪精卫、周佛海访日。以后,高也多次参与了汪日谈判活动。
高宗武、陶希圣虽然一时大节有亏,但毕竟不同于周佛海、陈公博之流,正如陶希圣自己所说的那样:“好比喝毒酒。我喝了一口,死了半截,发觉是毒酒,不喝了。汪喝了一口,发觉是毒酒,索性喝下去。“
在上海和日本人谈判过程中,高宗武、陶希圣逐步认识到所谓“求和“必将成为投降的事实,日本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,最终目的是宰割中国、灭亡中国。
他们见到日本方面提出的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》以及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》、《关于日支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》、《秘密谅解事项》等八份文件。那日本人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,其侵略中国的要求大大超过以往日方提出的条件:日本要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;所包括的事物,下至矿业,上至气象,内至河道,外至领海;从东南至西北,一切中国的权益,包括主权、领土、港湾、河流、矿藏、银行、交通、军警、武器……日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或控制。
如果签订这样的卖国条约,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。高、陶惊出一身冷汗,力劝汪精卫不要签字,退出和谈,离开上海,或出国隐居,总之绝不继续谈判。
但汪精卫此时已完全受日方控制。汪精卫极力迁就日方,铁了心甘愿充当卖国贼,一心要成为日本扶持下的“新政府“首脑。
高、陶对汪精卫已劝不进话,完全无力作任何劝说了,倘若继续跟着汪精卫走下去只能是绝路一条。
沮丧与绝望之余,陶希圣想到了以死来寻求解脱,但又不甘愿就这样一死了之。那一时期他给香港家中的每一封家书中都含有大量的沉痛之语,如1939年10月20日的信中说:“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,又不肯作山穷水尽的想头。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,自己不想做污泥,却已是污泥中的一分子了。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,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,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:投水呢?触电呢?自戕呢?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。“
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签订卖国密约这天,高宗武和陶希圣都借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。
高、陶的反常态度,引起汪精卫、周佛海等人的疑心。
有人密告陶希圣,称李士群、丁默邨的“七十六号“特务机构正在计划刺杀他,然后再开“追悼会“。高宗武也被特务监视,随时有生命危险。
1940年1月2日,高宗武去寓所看望陶希圣,两人商定,立即秘密联系重庆方面,争取得到军统的帮忙,从上海脱身,转去香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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