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2章 大魏流民
等谢寿出了酒楼,就让知秋到楼下去打听流民的消息,自己则坐在厢房里闭目养神。
一则是稳住自己的暴戾之气,二则好好想想流民之事,三则好好打算我本就不多的时间。
中国历史上最早讨论农民沦为流民的,恐怕要算是西汉初的晁错。
到汉武帝时,董仲舒则已经把它看作安危所系的重大社会问题。
中国历史上“流民”有许多异称,诸如游民、移民、饥民、灾民、棚民、客户、以及散兵游勇、乞丐之类。
至于盗匪窃贼、流氓无赖、帮会、□□中也集聚不少流民。
最著者则为“流寇”,多系流民铤而走险激变而成。
中国古代社会,至少自春秋战国起,士、农、工、商四业就已界限稳定,互不相扰,是社会有序的一项重要准则。
郡县制的建立与完善,严密的户籍管理,更是确保着中央集权治驭下的各色人等必须接受具有法律意义、贵贱不等的角色规范。
职业随户口固定,不容许随意迁徙易业,成了中国传统高度整合的一个突出的特征。
同样也是中国传统小农封建社会能如此稳定延续这么多年的根源,然而,再强固的社会整合也会显示出裂痕。
“流民”就是脱离社会整合,丧失其原有职业社会角色,游离于法定的户籍管理之外的人口。
中国历代出现各类流民问题,其原因当然是错综复杂的。【引用至王家范先生的《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》】
然而出于我所在的这种南北朝之后的王朝,产生流民的无非两种原因。
第一种——天灾!
不管是水旱灾害,还是瘟疫蝗虫,只要是称得上一省灾害的,无论朝廷如何筹措赈灾,必然会有数以万计的百姓流离失所,成为流民。
第二种——土地矛盾!
这是封建王朝下屡见不鲜的事情,每一新王朝之初,小农生产均可由休养生息进至最佳发展期。
此即史称“盛世”,如汉之文景、唐之开元等等,盛极转衰。
封建王朝遂由巅峰逐渐沿下坡路线滑行,不断积累起诸如土地兼并、水利失修、吏治腐败乃至内乱外祸,到王朝末年,必然产生小农生产的严重萎缩。
农民田产被夺,生计无着,为逃租、逃税、逃役而被迫离乡背井,造成社会的严重失序,这就进入社会周期性的瓶颈口危机。
如同季风的周期一般,周而复始,永不失信。
因此每一次的农民的揭竿而起,无非是毫无活路的无奈之举。
但魏朝的建立并非是农民的起义,实质上是贵族世家之间矛盾利益尖锐化的结果。
例如建立魏朝的魏元帝就是当年前朝皇室的旁系分支,且是被逐出姓氏的一支。
但说到底,也不是平头百姓,还是有自己的封地的一方勋贵。
先皇魏元帝前半生小心翼翼,后半生基本都在疆场驰骋,五十多才荣登大宝,做了不到七年的帝王,便驾鹤西去。
现在魏帝更是近四十的年岁登基上位!
魏朝的天下还不足三十载,真正的权柄与富贵——土地!其实还在世家大族的手上。
例如陇西一带地区有百姓无立锥之地的说法。【作者杜撰的,但史书中是有例可循的,不过不在这个时期。】
这里的“地”,指的不是站立的地方,而是指田地。
勋贵之间不停地兼并和盘剥,导致很多农民无地可耕,成为真正的无地之人,成为只能作为佃户的租民。
不多时,知秋便已回到厢房,低声在我耳边呓语了许久。
根据知秋打探到的,我这时才发现在上上辈子的记忆里,魏朝从建朝初年开始,便有多次的水患和蝗灾。
黄河的在魏朝初年就数次决堤,黄河两岸的人民更是因为水患民不聊生。
尤其是长安本就离黄河不远,因此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因黄河水患,而不得已奔赴京畿周围的流民。
虽然京畿周围的官员会层层拦截,但依旧会有很多流民能赶到长安附近。
天子脚下,这本难题就归京兆府管辖。
京兆府府尹当然怕这些流民无意之中冲撞了哪路贵人,更不愿魏帝见到,惹得有心人议论袁氏皇朝治下,依旧是乱世之象。
所以每年来到长安的流民,都会被驱逐在延平门外周围。
那儿远离太极宫,延平门周围街坊又多是穷苦百姓、贩夫走卒、胡商游癞的汇聚之地。
不怕那些偶有漏网之鱼的一二流民过来,因这地界的百姓随便拉出一个都不是善与之辈。
所以京兆府虽业管着这档子事,不过也就是不许流民进来,倒不会对那些流民喊打喊杀。
没有理会知秋的阻拦,片刻后我和知秋就坐在去往延平门附近的马车上。
我记得到现在为止,悦容阁每月都能有一两千两的进账,虽然盈利时日尚短,但从开业到至今,除去前期的投入和后面的开销,纯利已经有一万多两。
足够我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,马车刚行至朱雀大街旁,我就改变了主意,让马夫调转车头往延兴门去往——杨庄。
那是先帝赐予曾外祖母澄阳大长公主地陪嫁,后又随着祖母陪嫁到了国公府。
那地方临近长安八水中的浐河,离长安城只需两到三个时辰的马车路程,不算太远。
最让我心动的是,此处地势平坦,东临浐河,虽说只是个庄子,曾外祖母和祖母先后将周围的林子田地买了不少。
现在周围有不下四百亩地占地,若是此处,对我而言位置必定甚好。
我便带着知秋乘着马车将杨庄周围转了个遍,回府已是酉时末。
我第二日一早,便在祖母跟前求着用两万两买那杨庄的地契。
别看两万两听着不少,但在长安周围想买下近四百亩的地,那几乎是天方夜谭的事情。
而作为一朝之都周围的地,且不说百亩不到就要近一万两的银钱,那地更是有市无价的存在。
不为别的,自古以来我们华夏人最看重的就是地,没有之一。
而长安周围有几百亩的,无一不是权贵世家。
祖母最后拗不过我,答应用两万两白银卖给我,三月末的时候将银子交给祖母。
说是卖,倒不如是送。钱还没送到祖母手上,地契当天上午就被我带了回去。
崔氏看着自家孙女离去的背影,摇头好笑:“这孩子平日里也不见怎么上心庄子铺子的,这会儿倒稀罕起来。怪得很!”
听着自家老妻嘀咕,卫国公笑道:“孩子大了,自有她的打算,我们管她做啥。”
“你就这么由着她,成日地往外跑?”崔氏突然皱眉道。
卫国公摆摆手道:“由着她去吧!”
我一回到掬青阁,就让春朝开始盘点现在掬青阁的存银,又让知秋将西北小祠堂那边存着的收益清点一遍。
午饭后我去了一趟西北小祠堂,回掬青阁换了身衣裳,就带着知秋往昨日的酒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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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则是稳住自己的暴戾之气,二则好好想想流民之事,三则好好打算我本就不多的时间。
中国历史上最早讨论农民沦为流民的,恐怕要算是西汉初的晁错。
到汉武帝时,董仲舒则已经把它看作安危所系的重大社会问题。
中国历史上“流民”有许多异称,诸如游民、移民、饥民、灾民、棚民、客户、以及散兵游勇、乞丐之类。
至于盗匪窃贼、流氓无赖、帮会、□□中也集聚不少流民。
最著者则为“流寇”,多系流民铤而走险激变而成。
中国古代社会,至少自春秋战国起,士、农、工、商四业就已界限稳定,互不相扰,是社会有序的一项重要准则。
郡县制的建立与完善,严密的户籍管理,更是确保着中央集权治驭下的各色人等必须接受具有法律意义、贵贱不等的角色规范。
职业随户口固定,不容许随意迁徙易业,成了中国传统高度整合的一个突出的特征。
同样也是中国传统小农封建社会能如此稳定延续这么多年的根源,然而,再强固的社会整合也会显示出裂痕。
“流民”就是脱离社会整合,丧失其原有职业社会角色,游离于法定的户籍管理之外的人口。
中国历代出现各类流民问题,其原因当然是错综复杂的。【引用至王家范先生的《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》】
然而出于我所在的这种南北朝之后的王朝,产生流民的无非两种原因。
第一种——天灾!
不管是水旱灾害,还是瘟疫蝗虫,只要是称得上一省灾害的,无论朝廷如何筹措赈灾,必然会有数以万计的百姓流离失所,成为流民。
第二种——土地矛盾!
这是封建王朝下屡见不鲜的事情,每一新王朝之初,小农生产均可由休养生息进至最佳发展期。
此即史称“盛世”,如汉之文景、唐之开元等等,盛极转衰。
封建王朝遂由巅峰逐渐沿下坡路线滑行,不断积累起诸如土地兼并、水利失修、吏治腐败乃至内乱外祸,到王朝末年,必然产生小农生产的严重萎缩。
农民田产被夺,生计无着,为逃租、逃税、逃役而被迫离乡背井,造成社会的严重失序,这就进入社会周期性的瓶颈口危机。
如同季风的周期一般,周而复始,永不失信。
因此每一次的农民的揭竿而起,无非是毫无活路的无奈之举。
但魏朝的建立并非是农民的起义,实质上是贵族世家之间矛盾利益尖锐化的结果。
例如建立魏朝的魏元帝就是当年前朝皇室的旁系分支,且是被逐出姓氏的一支。
但说到底,也不是平头百姓,还是有自己的封地的一方勋贵。
先皇魏元帝前半生小心翼翼,后半生基本都在疆场驰骋,五十多才荣登大宝,做了不到七年的帝王,便驾鹤西去。
现在魏帝更是近四十的年岁登基上位!
魏朝的天下还不足三十载,真正的权柄与富贵——土地!其实还在世家大族的手上。
例如陇西一带地区有百姓无立锥之地的说法。【作者杜撰的,但史书中是有例可循的,不过不在这个时期。】
这里的“地”,指的不是站立的地方,而是指田地。
勋贵之间不停地兼并和盘剥,导致很多农民无地可耕,成为真正的无地之人,成为只能作为佃户的租民。
不多时,知秋便已回到厢房,低声在我耳边呓语了许久。
根据知秋打探到的,我这时才发现在上上辈子的记忆里,魏朝从建朝初年开始,便有多次的水患和蝗灾。
黄河的在魏朝初年就数次决堤,黄河两岸的人民更是因为水患民不聊生。
尤其是长安本就离黄河不远,因此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因黄河水患,而不得已奔赴京畿周围的流民。
虽然京畿周围的官员会层层拦截,但依旧会有很多流民能赶到长安附近。
天子脚下,这本难题就归京兆府管辖。
京兆府府尹当然怕这些流民无意之中冲撞了哪路贵人,更不愿魏帝见到,惹得有心人议论袁氏皇朝治下,依旧是乱世之象。
所以每年来到长安的流民,都会被驱逐在延平门外周围。
那儿远离太极宫,延平门周围街坊又多是穷苦百姓、贩夫走卒、胡商游癞的汇聚之地。
不怕那些偶有漏网之鱼的一二流民过来,因这地界的百姓随便拉出一个都不是善与之辈。
所以京兆府虽业管着这档子事,不过也就是不许流民进来,倒不会对那些流民喊打喊杀。
没有理会知秋的阻拦,片刻后我和知秋就坐在去往延平门附近的马车上。
我记得到现在为止,悦容阁每月都能有一两千两的进账,虽然盈利时日尚短,但从开业到至今,除去前期的投入和后面的开销,纯利已经有一万多两。
足够我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,马车刚行至朱雀大街旁,我就改变了主意,让马夫调转车头往延兴门去往——杨庄。
那是先帝赐予曾外祖母澄阳大长公主地陪嫁,后又随着祖母陪嫁到了国公府。
那地方临近长安八水中的浐河,离长安城只需两到三个时辰的马车路程,不算太远。
最让我心动的是,此处地势平坦,东临浐河,虽说只是个庄子,曾外祖母和祖母先后将周围的林子田地买了不少。
现在周围有不下四百亩地占地,若是此处,对我而言位置必定甚好。
我便带着知秋乘着马车将杨庄周围转了个遍,回府已是酉时末。
我第二日一早,便在祖母跟前求着用两万两买那杨庄的地契。
别看两万两听着不少,但在长安周围想买下近四百亩的地,那几乎是天方夜谭的事情。
而作为一朝之都周围的地,且不说百亩不到就要近一万两的银钱,那地更是有市无价的存在。
不为别的,自古以来我们华夏人最看重的就是地,没有之一。
而长安周围有几百亩的,无一不是权贵世家。
祖母最后拗不过我,答应用两万两白银卖给我,三月末的时候将银子交给祖母。
说是卖,倒不如是送。钱还没送到祖母手上,地契当天上午就被我带了回去。
崔氏看着自家孙女离去的背影,摇头好笑:“这孩子平日里也不见怎么上心庄子铺子的,这会儿倒稀罕起来。怪得很!”
听着自家老妻嘀咕,卫国公笑道:“孩子大了,自有她的打算,我们管她做啥。”
“你就这么由着她,成日地往外跑?”崔氏突然皱眉道。
卫国公摆摆手道:“由着她去吧!”
我一回到掬青阁,就让春朝开始盘点现在掬青阁的存银,又让知秋将西北小祠堂那边存着的收益清点一遍。
午饭后我去了一趟西北小祠堂,回掬青阁换了身衣裳,就带着知秋往昨日的酒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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